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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琛——辽瓷的艺术发展脉络研究

2017-07-06  3851

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陈仲琛教授

陶瓷艺术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当我们翻看中国陶瓷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漫长的陶瓷器历史中,有一个以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名称命名的陶瓷器品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辽瓷。辽瓷,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以其特有的民族特色、地域文化、艺术风格傲立在世人面前。辽瓷主要是指辽人在辽境内自主烧制、使用的陶瓷器。品类主要包含日用陶瓷、单色或彩色陶器。

辽瓷的发现最早源于对辽代墓葬的考古发掘。早年间发现的辽代陶瓷器数量不多,无法作为陶瓷的品类系统研究,而辽代与宋、金、元在年代上又是平行存在的,故将最早发现的辽瓷器认定为宋、元时期风格特异、为数不多的一类陶瓷器。随着考古手段的进步,考古工作日益开展起来,更多的辽代陶瓷器被发掘、发现,数量逾千件。这时,辽瓷受到更多人的重视,并作为独立的陶瓷品类开始了系统的研究。

陈仲琛作品:皮囊壶

辽瓷的产生受到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现已发现的辽代窑址有辽上京地区的林东辽上京瓷窑、林东白音戈勒辽茶绿釉窑、林东辽上京城南三彩窑;辽东京道地区辽阳江官屯窑;辽中京道地区赤峰缸瓦窑;辽南京道地区龙泉务窑、小水峪窑、磁家务窑;辽西京道地区浑源界庄窑。窑址及辽墓中发现了鸡冠壶、鸡腿瓶、鸡腿坛、长颈瓶等近30种器型,器型种类涵盖日用生活、祭祀、供奉、文房用具等方面。很多器型为辽代独有,釉彩艺术特征鲜明,艺术形式异彩纷呈。总观这些辽代陶瓷器,我认为辽瓷的主要艺术成就就有以下几点: 

首先,辽瓷的造型极具名族特色,地域特点明显。辽瓷创造出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唯辽代特有的一些器型,最典型的鸡冠壶、鸡腿坛(瓶)。对辽代的考古中,也发现了金属制成的“鸡冠壶”,说明契丹人对“囊”壶的喜爱,也再现了契丹人将原始的皮囊,发展成为瓷质壶演化的过程。最终选择陶瓷制成鸡冠壶,并大量烧制普遍应用,也彰显出契丹人的务实精神。鸡冠壶一类器型经契丹人发展出五种器型,分别为环梁圆身形、环梁扁身形、矮身横梁形、单孔扁身形、双孔扁身形。鸡冠壶等器型产生的原因与契丹人为游牧民族有直接关系,契丹人对“囊”的感情是名族文化的延续,是尊重名族习俗的体现。鸡腿坛“瓶”是辽代契丹人专用和钟爱的一种器型。研究总结辽代这一器型产生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常将马牛羊乳放入木制或革制容器中,用木棒搅拌,使脂肪、酥酪、酸乳分离,各应其用,鸡腿坛亦属此类容器”。现在辽宁的辽西偏远地区,仍有居民使用该类器型,作为存储自制调味酱品。

其次,辽瓷在釉彩艺术中独创出了辽三彩,成就辉煌。辽三彩是在继承了唐三彩的工艺后,发展成为具有自己名族特色的陶瓷器品类。辽三彩属于低温釉陶,有色主要为黄、白、绿三色,也有附黄白或黄绿两色的釉陶。辽三彩胎质粗硬,颜色发淡黄或淡红色。辽三彩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三彩器,除了釉色厚、光强、色浊等特点外,辽三彩是作为实用器物出现的,区别于唐三彩因殉葬而生。辽三彩器中不仅有碟、盘、砚等生活常见器物,更有菩萨、罗汉等,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其艺术性达到了顶峰,备受世界瞩目。

陈仲琛作品:潮

谈到辽三彩时,人们习惯将唐三彩和辽三彩进行比较,很多不十分了解辽三彩的人,也习惯的认为辽三彩不如唐三彩艺术价值高,其实不然。第一,唐三彩釉色有红、蓝、黄、绿、褐等颜色,色彩丰富;辽三彩釉色中只有黄、绿、白三色,釉色单一。辽三彩虽然釉色少,但辽三彩能够就地取材,融合自身物质条件、资源状况、技术程度、名族风格等因素,烧制出具有自己名族文化特色的三彩器,烧制过程中契丹人又将自己名族的绘画手法融入其中,使得辽三彩熠熠生辉,某种意义上弥补了釉色单一的不足。第二,唐三彩是作为殉葬的陪葬品二产生的,辽三彩是以生活实用陶瓷器的角度出现的。从唐三彩与辽三彩的产生原因,我们应该能感受到辽三彩更人文化、人性化、生活化一些。从唯物论与当代价值观来看,现实的使用价值远远要比精神的慰藉高级的多。第三,唐三彩造型精美,釉色华丽多彩,辽三彩造型不仅有豪放朴实的一面,也不乏有精美绝伦之处。辽三彩中的菩萨、罗汉等造像,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搭配辽三彩的黄、绿、白三色釉,使得造像生动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些纯净、沉稳、肃穆等因素。因此,辽三彩菩萨、罗汉等形式的造型深受世界喜爱,是世界各大美术馆、博物馆竞相收藏的艺术精品。总观辽三彩的各方面艺术成就,虽有不足之处,但并不完全逊色于唐三彩,反而在某些方面辽三彩的艺术成就更高于唐三彩。

再次,辽瓷的艺术风格延续了契丹人的性格特点。契丹人是北方的一支游牧名族,多年的游牧生活造就了契丹人粗狂豪放、率真朴实、憨厚诚实的性格。纵观辽瓷我们发现,辽瓷大多数的陶瓷器在胎质、装饰纹饰、施釉方法等方面都反映出契丹人的性格特征。他们不拘一格,在追求艺术美的同时,将自身奔放、自由、徜徉的一面表现在一件件辽瓷器上。大多数辽瓷的胎质较为粗硬,这有土质的原因,也有制泥工艺的原因,也有契丹人不完全拘泥与陶瓷器胎质的原因。大多数陶瓷器要展现的是整体的视觉感官效果和陶瓷器创作时所要表达的内涵。辽瓷中很多品类都是作为日用陶瓷器的,实用性很高,又不乏艺术性。能将艺术效果、实用性、名族元素、习俗沿袭融入到一起,而且是浑然天成、恰到好处、这一点契丹人做到了,辽瓷也充分体现出契丹人的性格特点。辽瓷体现出的率意、朴实、厚重、诚实、奔放、自由、随性等特征,也是契丹人性格的真实写照。

陈仲琛作品:思想者

第四,辽瓷的装饰纹饰具有多样性。装饰纹饰中有借鉴中原其他文化的元素,更有自身对自然的理解和向往。“辽产陶瓷具有鲜明的装饰特色,其装饰手法有刻划、剔刻、模印、贴塑、锥刺、白釉绿彩等。窑址出土的明确的施纹工具主要是印模(如缸瓦窑出土的各式纹样的海棠花式长盘的印模、龙泉务窑出土的方盘印模等)。装饰手法因釉色品种和器物形质不同而有变化。纹样的题材主要有莲花、牡丹、菊花、蕉叶、葡萄、卷草等植物纹样,龙纹、鱼纹、鸟纹。婴戏、胡人驯兽等动物或人物纹样等。其中胡人驯兽、卷草、火珠、团花四叶的牡丹、团状莲花等具有独特鲜明的风格,是代表辽产陶瓷特色的纹饰。”契丹人也习惯在辽瓷上作款,作款方式多样,含有“官”、“新官”、姓氏、年代、契丹文字、地名、物类以及其他字款。面对众多的字款,辽瓷界尚没有能够完全的一一解释清楚。根据字款理解“官”字款至今没有详细合理的解释;姓氏款多标注器物所有人的姓名,而非烧制者姓氏;年代字款多为辽代晚期天祚帝乾统年间的年款;物类款是区分器型盛装、存储、用途等,多书写丝帛帖上;地名款多指烧制的陶瓷器主要的供应地;而契丹文字款,作为辽瓷鲜明的特征之一,唯辽瓷所有。

第五,辽瓷这一品类被界定为辽这一封建王朝时期,在辽境内本土烧制的陶瓷器,也就是说辽瓷的烧制年代是公元916年至公元1125年间的二白余年。辽瓷的烧制时间虽然较晚,时间也相对短暂,但辽代烧制陶瓷工艺、成型工艺并不完全是落后的。首先,辽代窑址的选址就具备地方经济相对发达,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窑址周围必须拥有水、瓷土矿场资源、烧制所需燃料等基本条件。同事辽代不同的窑厂,烧制不同用途和不同器类的陶瓷器。对辽代窑址的考古挖掘发现辽代窑址所采用的装饰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辽瓷造型独特、名族特点突出,所采用的成型技术为拉坯、印坯、帖塑、挂釉,这些成熟技术在当时中原地区也被广泛应用,这些说明当时辽境内已经充分掌握,并能熟练的应用这些成型方法进行陶瓷生产。辽瓷的烧制工艺有利用窑具、装烧等方法进行。考古发现,辽代所使用过的匣钵、支托、支垫圈、三角支钉、渣饼等窑具。装烧的时候采用匣钵装烧、障火砖法和直接叠加烧制,直接烧制陶瓷器的时候,为防止器物间粘连,便使用线轴形窑具将器物腹部支开。辽阳江官屯窑址是辽代陶瓷器生产的窑厂之一,查看李文信先生的考古笔记,得知江官屯窑址采用了圆饼形支具、大型环形支垫工具、轮形支具三种窑具,根据窑址的状况以及考古所得资料,对江官屯窑址烧制陶瓷器的方法进行复原图的绘制。多种窑具的使用,多样烧制方法的应用充分证实了辽代陶瓷生产技术的成熟度。辽代的陶瓷器生产还规划了不同的窑厂生产不同类器型、用途、釉色的陶瓷器,这也使得辽代的窑厂更专业化,生产样式更具体,这也有利于一类器型陶瓷器的技术发展。如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以烧制精细白瓷为主,兼烧釉陶以及生活用陶;赤峰缸瓦窑负责烧制辽三彩以及磁州窑风格的瓷窑;辽阳江官屯窑主要烧制生活用瓷;北京龙泉务窑烧制三彩类建筑陶瓷最为著名,大型菩萨、罗汉等彩塑享誉世界;大同市西郊青瓷窑烧制青瓷。

第六,辽瓷的品类因素是契丹族、中原文化、西方文化的交融,是多种文化因素的产物,更是特色文化因素的体现。观察辽瓷的各种器型,究其形成原因,我们总会看到一些鲜明的特色元素,也总能联想到似曾相识的方面。例如辽瓷中的鸡冠壶器型的由来是契丹文化元素的鲜明体现,鸡冠壶上的皮条装饰纹饰、仿针孔装饰、仿制皮革制品所有的皮扣样式等,也都是契丹原始文化元素的一部分。早期鸡冠壶多有穿孔样式,辽后期则少了穿孔,甚至连仿皮革样式纹饰也逐渐蜕变消失,这种现象表明了契丹人由原始游牧名族向定居生活方式演变的过程,也是契丹文化随辽代国立衰败逐渐消亡的一个表现。辽灭亡后,鸡冠壶也随之消失。辽瓷中鸡腿坛(瓶)、长颈瓶(壶)、盘口束颈瓶等辽代典型器物,也随辽的兴亡而在釉色、材质变化、装饰纹饰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最终都随辽的灭亡而消失殆尽。

辽瓷的生产一定是收到中原的文化影响。契丹人南下征战的同时,也将部分陶瓷器匠人掳回辽境内,在辽境内进行陶瓷器烧制。掳回的汉人不仅带来了中原较为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更将中原的文化融入到辽瓷中。契丹人烧制的白瓷是辽代陶瓷主流品种中的精品之一,常常被学者成为“仿定白瓷”。器物的造型形式、装饰纹饰样式等都是契丹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移植、沿袭、效仿和仰慕。辽瓷除了受中原文化、契丹原始文化影响,还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文化因素。外国是一个泛称,这里主要是指当时地域与辽境和中原地区接壤、地域间有经济往来的一些国家。例如辽瓷中的凤首瓶,早年的学者多认为这类器型是受突厥和回鹘的影响,“而在波斯萨珊系统的金银器中有一种以凤首作盖、口的瓶子,通常被称为鸟头胡瓶”。再如,辽瓷中出现过印度神话中的摩羯,即以龙首鱼身为主要特征。这一造型起源于印度民间神话,摩羯为水中的巨兽,长鼻利齿,鱼身鱼尾,或为鲸,或为鳄,摩羯后为佛教采用,并随佛教传入中国。摩羯受中国文化影响,“弃恶从善”,变成人们镇邪、祈福的祥瑞兽,造型上也变化为鱼龙结合的变形。契丹人也将摩羯造型应用于注壶造型,或是提梁注壶细节装饰纹饰。

辽瓷是名族特色的集中表现,辽瓷是地域文化的结晶,辽瓷更是集各文化因素,又集中体现自身名族特色、地域文化、艺术风格的陶瓷器品类。辽瓷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辉煌的,成果是丰硕的,她无疑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一朵绚丽的奇葩!